戊戌变法百年祭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为中国农历戊戌年。是年，中国发生了著名的戊戌变法。6月11日，清帝光绪根据康有为提出的建议，下诏“明定国是”，宣布变法。9月21日，慈禧太后囚禁光绪于南海瀛台，并以光绪的名义发布上谕，宣布即日起由皇太后“训政”，下令停止新政、捉拿康有为等维新派人物。至此，新政仅行103天即告失败，史称“百日维新”。

103天，历史长河中的一瞬，却是惊天动地的百天。历史再一次记载了近代中国的苍凉与悲壮。这短暂的瞬间虽已逝去一个世纪，却留给后人以长久的、深沉的思考。

100年前，中国为什么会发生戊戌变法？又是什么原因把康有为、梁启超等推上历史舞台并使他们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今天的人们要弄清这些问题，就要走近那个时代，走近维新志士的内心世界。

19世纪40—90年代中期的几十年间，中国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以及中法战争、中日战争等。这些战争的结局，加速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南京条约》像一把利剑，深深刺痛了国人。当时的中国犹如一块肥肉，吸引着垂涎的殖民者。也就是从这一刻起，寻求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爱国志士、思想先驱从战争的硝烟中站起来。他们筚路蓝缕，殚精竭虑，寻求救亡图存的道路。龚自珍以“良史之忧忧天下”的情怀观察时势，把当时的中国比喻为“痹痨之疾”的病人、“惨于槁木”的花朵、“日之将夕，悲风骤至”的衰世，以警醒世人。林则徐大声疾呼“开眼看世界”，并主持编纂《四洲志》，编译《澳门日报》。魏源鲜明地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撰写《圣武记》、《道光洋艘征抚记》、《海国图志》。还有冯桂芬的“采西学”、“制洋器”、“筹国用”、“改科举”，王韬的“兴利除弊、振兴商务”，容闳的传播西学、培养人才，马建忠的“通商致富”，郑观应的“振工商、重教育、立宪法”等。这些惊世骇俗的思想与认识反映了志士仁人的忧虑与探索。

黑夜沉沉，路在何方？值此严重关头，继《南京条约》等之后又一个严酷的不平等条约即《马关条约》于1895年4月17日在日本签定。这意味着屈辱的记录又一次书写在近代中国的史册上，苦难与国耻又一次无情地降落在命运多舛的中国人民的头上。各列强援引《马关条约》，控制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命脉，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使中国更深地陷入了半殖民地的境地。正当此时，已求索多年的康有为以“大海潮音”般的思想与激情，为振兴国运愤然而起。

《马关条约》签定后不到一个月，康有为借进京会试的机会，联合各省应试举人于5月2日联名上书请愿，此即著名的“公车上书”。康有为在上书中，分析《马关条约》割地、赔款将给中国带来的严重后果，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所痛哭，日本所阴喜，而诸夷所窃笑者也。”（《戊戌变法》二，第13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公车上书”一扫《马关条约》后中国忍气吞声、束手待亡的萎靡状态，再一次显示了中国人民不甘沉沦的精神。鉴于岌岌可危的形势，康有为、梁启超等在前人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救亡图存的新方案。

这个新方案的提出，是时代的产物，是康有为、梁启超经过十年寻求的结果。从下面的时间表，我们可以看到康有为、梁启超寻求这个方案的足迹：

1888年，康有为上光绪第一书；

1891年，康有为所撰《新学伪经考》刊行；

1895年，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

1896年，梁启超撰写的《变法通议》行世；

同年，康有为所撰《孔子改制考》刊行；

1898年1月，康有为撰成《应诏统筹全局折》。

这里的三次上书（康有为曾先后七次上书）、三部著作，反映了维新派对国运认识的深化，显示了新方案的形成过程。《新学伪经考》抨击“新学”、斥责“伪经”，旨在破除封建顽固派恪守祖训的观念，动摇封建专制的理论基础，名为辨伪，实为变法维新立说。《孔子改制考》从改良主义的政治要求出发，用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附会公羊三世说，认为“据乱世”即君主专制时代，“升平世”即君主立宪时代，“太平世”即民主共和时代，从而有力地冲击了顽固派“敬天法祖”的思想。康有为“政治上变法维新之主张，实本于此。”（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见《梁启超史学论著四种》，第79页，岳麓书社，1985年）1896年8月，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了宣传变法维新的代表作《变法通议》。他引用中国传统的历史变易观和西方近代进化论，提出了变法图强的思想：“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反之，“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戊戌变法》三，第18页）。康有为还强调说：“我四万万同气同种之胄，……惟有合众以救之，惟有激耻而振之，惟有厉愤以张之。”（《戊戌变法》四，第398页）这种危机感、紧迫感实为1840年以来所未有。《应诏统筹全局折》，即上清帝第六书，反映了维新派政治改革的基本要求。康有为在这篇奏折中，引述当时波兰、埃及、土耳其、缅甸等国由于守旧不变遭到分割或危亡的残酷现实，大声疾呼：“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中国所以面临这样的危亡，即是由于保守旧法不思变革的缘故。康有为提出当务之急有三：一是大誓群臣以革旧维新；二是设“上书所”许天下人上书；三是开制度局于宫中以商定新制。光绪读后，大为所动，“置御案，日加披览，于万国之故更明，变法之志更决”（梁启超《戊戌政变记》，见《戊戌变法》一，第251页）。

这一时期还有一批重要的理论著作，其影响较大的有：康有为的《大同书》（1884—1902年）、严复的《原强》（1895年）及译作《天演论》（1895—1898年）、谭嗣同的《仁学》（1896—1897年）等。因此，救亡图存新方案的提出，不是康有为、梁启超的个人行为，而是救亡图存社会思潮的凝聚与升华。

由变法而救亡图存这一新方案的形成和提出，还与西学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有关。正是西学的传播，促使维新派关注西方的议院制度，主张改革政治制度。康有为提出“设议院”、“开制度局”；严复建议“设议院于京师”；谭嗣同认为，“五伦”、“三纲”不变，变法即“无从起点”。这种从制度上向西方学习的取向比之洋务时期仅从器物上学习西方的取向，无疑是大大前进了一步。

在变法图存的声浪中，不愿做亡国之君、傀儡之君的清帝光绪，采纳了康有为等维新派的建议，愿意实行一定程度的变法。1898年6月11日（农历四月二十三日），光绪下诏“明定国是”，决定变法，从而揭开了“百日维新”的序幕。诏书说：“数年以来，中外臣工，讲求时务，多主变法自强。”中国则“惟是风气尚未大开，论说莫衷一是，或托于老成忧国，以为旧章必应墨守，新法应当摈除，众喙哓哓，空言无补。试问今日时局如此，国势如此，若仍以不练之兵，有限之饷，士无实学，工无良师，强弱相形，贫富悬绝，岂真能制梃以挞坚甲利兵乎？”“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6月16日，光绪召见康有为商议变法事宜，进一步表示：“今日诚非变法不可。”在此前后的103天中，光绪颁布了几十道变法诏书，有时甚至一日数诏，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风俗等方面。

政治方面：兴民权，开民智，变官制，裁冗官，讲效率。如有关诏书这样规定：谕各部院于奉旨交议事件，逾期即加严惩；大小臣工各抒谠论，以备采择；各部院衙门删去旧例，另定简明则例；改良司法等。经济方面：富国养民，发展经济。有关诏书作出具体要求：各省整顿商务，筹办商务局；发展农政工艺；提倡学艺农业事宜；于京师专设矿物铁路总局发展铁路；振兴农业，兼采中西各法；于京师及各省通商口岸，广设邮政分局；于京师设立农工商总局，各省设立农工商分局，置造、购买机器。军事方面：重练海陆军，挽救危机。诏书说：各省将军督抚切实裁兵练军，采用新法练军，改习洋操；添设海军，筹造兵轮；逐渐实行征兵，裁减绿营。文化教育方面：设立矿学学堂；将上海译书局改为官督商办；创设京师大学堂；改各地书院为兼学中学、西学之学校；民间祠庙改为学堂；废除科举，派人留学，废淫祠，建学校，改革考试文体，培育人才等。风俗方面：如废缠足陋习，废辫发，改服制等。

这些除旧布新的措施，涉及面之广、影响之大是空前的。它是鸦片战争以来对中国社会触动最深刻的一次变革。

从政治上看，当时的清廷“大厦将倾，而处堂为安，积火将燃，而寝薪为乐”（《戊戌变法》二，第125页）。这样的政治中枢怎能担负起救亡图存的任务？政治改革措施对当时清廷浑浑噩噩、麻木不仁的状态无疑是击一猛掌。

从经济上看，近代以来，外国列强之所以强迫中国签定了一个个不平等条约，主要原因是由于中国经济落后；而这些不平等条约的签定，又使中国国力江河日下，经济更加凋弊。戊戌变法涉及经济改革的种种措施，旨在发展近代实业，其最终目的在于振兴国家。它发展了前人的强国富民思想，为后人继续寻求富强之路开阔了视野。

从教育制度上看，明清以来，科举制度弊端丛生，已成为士人利禄之途，其空疏之弊屡遭有识志士针砭。改革教育在于培养兼通中西学说、为维新变法服务的人才。戊戌变法改革教育的措施，促进了新型学校的建立、书院的改革，冲破了封建礼教和文化专制的藩篱。

以上种种措施及其影响，震动朝野，引起全国关注。然而，变法维新不是一帆风顺的，改革之途充满了荆棘与坎坷。1898年9月21日（农历八月初六）是“百日维新”的忌日。顽固势力经过多方策划，这一天终于向新政开刀。他们一方面动用军队囚禁光绪，捕杀维新人士，一方面以光绪的名义请慈禧太后复出“训政”，并开始一一废除变法措施。至此，戊戌变法宣告失败。

一场酝酿了多年且有一定理论指导的变法运动为什么成为历史的悲剧？它给后人留下了哪些教训呢？

其一，没有广泛的社会群众基础。维新派在对当时中国形势的认识上起到了警醒国人的作用。但是，他们希冀通过皇帝进行自上而下的变革，而民众中强烈的改革愿望与力量则未能充分发动起来，因而变法始终缺乏坚实的群众基础。

其二，反对变法的顽固派拥有足以扼杀变法的力量。大凡“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种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37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所以，变革的艰难与艰巨是不言而喻的。盘根错节的顽固势力，不仅有很大的政治影响，而且控制着作为国家政权的核心的军队。因此，当顽固势力一旦反扑过来，其结局只能是新法废除，志士喋血。

其三，资产阶级改良派自身的软弱性。维新变法是新兴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发起的运动，而19世纪末叶，中国资产阶级自身发育不成熟，还没有形成强有力的政治力量。戊戌变法的主要人物，既不敢与封建主义决裂，又对外国列强抱有幻想。他们一方面在批判封建主义，一方面又向封建主义妥协；一方面抵制列强的侵略，一方面又不能真正认清列强的本质，这就注定了变法的失败。

走过了一个世纪的风雨历程，当我们为即将到来的21世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感到振奋的时候，再回过头来审视发生在百年前的那场维新运动，无论是从当时那个环境来看，抑或是从较长的时段来看，对戊戌变法在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中的意义，或许都会有一些新的认识。温故而知新，这是我们认识历史的出发点和归宿。

戊戌变法虽然最终以失败告终，但它留给后人的历史启示却是弥足珍贵的。

启示之一：爱国主义是中国近代史上一切志士仁人的精神支柱。作为中国社会的一次改革运动，一种思潮与实践，戊戌变法的确是不同寻常的事情。它那强烈的爱国、进取、牺牲精神至今仍使人怦然心动。19世纪爱国主义的主题就是救亡图存。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志士的思想与实践，突出地反映了这个主题。一腔热血，千钧誓言：“山河尺寸堪伤痛”、“万里苍茫属国图”；“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有之，请自嗣同始。”决意为中国强盛而献身的维新志士的心声，永远响彻在历史长空、中华大地。谭嗣同、杨深秀、康广仁、杨锐、林旭、刘光第“六君子”虽然倒在封建顽固派的屠刀之下，但他们以及所有为中国强盛而献身的志士仁人的精神不死，浩气长存。诚如民主革命斗士章太炎《祭维新六贤文》所说：“王母虎尾，孰云敢覆？唯我六贤，直言以抵。宁不惧，固忘生死”，“孰有不死？天柱峨峨。上为赤，下为大波。洞庭之涛，与君共殂。”（《章太炎诗文选译》第233—234页，巴蜀书社，1997年）维新志士为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传统谱写了新的篇章。

启示之二：睁眼看世界，寻求新思想，是中华振兴的重要途径之一。当我们重温戊戌变法的历史，重温整个中国近代历史的时候，深感思想、观念的变革对于历史进程的影响。中国经历了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历史，封建社会的思想观念对人们的禁锢十分严重。近代以来，许多志士仁人为打破这种禁锢，作出了可贵的探索和重要的贡献。龚自珍、林则徐、魏源乃至洋务派的代表人物都提出过一些新思想、新观念，在不同程度上发挥了思想启蒙作用。正是在这些思想的影响下，中国历史一步步向前推进。而像戊戌时期这样大规模地、旗帜鲜明地向全社会宣传维新思想，并演进到一场有组织、有理论的变法运动，其思想力度超过以往任何时候。郭沫若曾这样评价梁启超：“在他那新兴气锐的言论之前，差不多所有的旧思想、旧风气都好像狂风中的败叶，完全失掉了它的精彩。二十年前的青少年，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礼的。”百年沧桑，中国人民在自己命运的变化中深深感到思想观念的进步是何等重要，冲破思想禁锢是何等重要。

启示之三：新生事物不可能被扼杀。从整体上看，戊戌变法是失败了。但是，戊戌变法中的许多措施以及相当广泛的变法思想及其影响，却不是任何顽固势力所能扼杀的。今年，当北京大学庆祝它的百年诞辰时，人们自然想到京师大学堂，感受到新生事物的生命力。从近代文化的演进中，人们还可以清楚地看到，史学、文学、教育、报刊、出版等许多方面都显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气象，展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精神。废八股、废淫祠、改书院、兴学校、育人才、广译书、派游学，都是这种精神的体现。